今天上网，看到有网友提出个有意思的问题－－
　　不明白为什么99年以来俄罗斯增长率比中国低,现生活却比中国好？
    1999年,叶利钦搞得俄罗斯GDP年负增长百分之二十,俄罗斯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中.生活水准仅为中国的1/3 ,俄罗斯GDP仅为美国的3%, 在世界上几乎可以忽略. 　　
　　 但时间翻开另一页,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人生活水平在今天突然变好, 平均生活水平比中国人平均生活水平好三倍.
　　 经查证, 这近十年, 俄罗斯的GDP增长并没有超过中国, 为什么俄罗斯人的生活远超过了中国?

　　俺想起在两年以前，曾有网友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于是俺把这问题，和当时俺的回答找来帖出－－
　　问：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人均工资却只有美国人均工资的3%左右?
　　这个明显的问题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什么？

　　俺的跟帖：这个问题俺也注意到了。日本50年代初，比中国同期强不了多了，但20多年后就成了世界前三，到80年代，已经牛B的不行了。用时最多30年。

　　俺个人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1、日本50年代初的窘迫比较特殊，是一种战争后果，与俺国真正的贫穷落后不可同日而语。战争毁了一些东东，打碎了一个体系，但基础留下来了，比如技术、管理、知识、很多基本设施

　　2、俺们和日本说到经济起飞时，都是以GDP来衡量。这个东东很多时候说明不了啥，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常识是，如果把屁股底下这幢楼拆了建一个一模一样的，GDP就多出两块：拆的和建的。但福利并未增加。俺想大致可以这样理解，俺大清和日本的GDP都起飞了，但日本是建了两个楼，而俺大清是拆了后再建一个一样的。－－－俺大清20多年来，一直依赖投资拉动增长就是明证，而投资主体多是官府，其效率不难猜测，以至十年前朝廷就提出“转变增长方式”的国策，中间却被朱总理主政时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横了一杠子，于是至今无果。

　　日本是自由经济国家，民间经济是主体。他们的投资、增长基本是可以确保回报的，没有“保8”的政治任务。

　　3、分配问题。日本的大公司比中国多得多，但日本的大老板比中国少得多。说这话不是没根据的。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日本的大企业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即所谓公众公司－－东京可是世界最重要的股票交易中心。这些大企业虽然富可敌国，但全部由职业经理打理，利润通过股票回报给了数量众多的老板――投民。所以日本国民是经济发展、企业发展的受惠者。日本国民中的3/4可以划入中产阶级。

　　再看看俺大清。最丰厚的利润由两部分人获得，一是民间企业家，这些企业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合一的原初企业制度。挣多挣少都是老板一个人的，其他所有人被屏蔽在企业发展的成果之外―――除了工资。

　　另一部分人是众所周知的官员和各既得利益集团。这手法就多了，闭着眼都可以数出一堆：1）股市圈钱（就此点而言，大清股市与其他国有股市起到相反的作用，一个用于掠夺，一个用于“均富”）；2）“放小”，中小型、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资产的退出；3）“抓大”，国家（确切说是官员们）垄断了最优质国有资产和行业，银行、电信、能源…，而这些领域都是封闭不对外的，挣多少钱与外面的国民没关系；4）直接的贪腐；5）直接的掠夺，如拆迁、血汗工厂，有学者研究证实，从90年代初至今15年，珠三角的劳工收入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4、人的地位和权利问题。俺大清的经济增长，是以环境/资源透支，以及低人权保障为代价的。人和资源、环境一样，是GDP大戏中的一个成本要素、一个可以牺牲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所以，就有一个恶性循环：越是血汗工厂，越有竞争优势。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不仅早已是国内普遍的现象，而且有向外输出的迹象，这就是秦晖所说“世界中国化”的可能。

　　也就是说，俺大清普通国民被排除在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之外。若干不同的研究线索指向这同一事实：如基尼系数突破4.5、上面提到的15年来的劳工收入、农民自90年代始收入增长极慢甚至倒退、每年5－6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多达4K人（官方公布，你相信吗？）的贪官外逃、居民储蓄年增加额竟奇特地超过年工资总额（意思是中国人都不吃不喝也存不了这么多钱，说明大部为灰色收入），等等等等。

　　当然，所有这些原因的总根源是什么？除了蠢货以外，都知道，不方便说罢了。

PS：
1、2007世界银行：两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http://user.qzone.qq.com/622006552/blog/1214368955

2、对比医疗卫生领域中国与世界的区别
　　中国（2003～2007）年医疗卫生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为3.56%
　　美国(2000年)医疗卫生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为20.5%，
　　德国(1998年)医疗卫生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为18.89%，
　　英国(1999年)医疗卫生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为15.41%，
　　法国(1997年)医疗卫生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为21.71%，

3、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数据来自于新浪网“王石川：调整公务员薪酬何以引发争议”）。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国(2000年)：25.7%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５８、５、８）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１９５９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１９６２、９、２４）

（苏联产品）一笨二贵三差四留一手，不如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德。－－（同上）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榘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先生讲课有的罗罗索索，允许学生打磕睡，你讲得不好，还一定让人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有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同上）

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见马克思，自古皆有死，人不信不立。死就死，死不完就干。把中国人都打死？我看不见得，帝国主义也不会干，他剥削谁呀？……我们没有死，是剩下来的渣子。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死。－－（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　１９６４、６、１６）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CCP就夺取不了政权！－－（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　１９６４、７、１０）


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关于哲学问题得的讲话　１９６４、８、１８）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　１９６４、８、２４）

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１９６４、１２、２０）

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　１９６８、７、２８）

蛇不让它出来怎麽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然后让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认识他了。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４月６日）】


(陈丹青作品)



节约粮食的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党内通信（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９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２９３页。】





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四个就一万多，那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６６７页。】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工农红军，打富济贫。要筹军饷，只问豪绅。限他三日，筹好洋银。贰千元款，送到本军。减少军款，倾屋烧焚。---【《MZD诗词对联书法集观》P226】

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麽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叁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毛《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的长沙《大公报》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毛《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发表于《大公报》

不仅要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也要收复我国全部的失地。这就是说满州必须收复。但我们并不把中国以前的殖民地朝鲜包括在内。当我们收回中国的失地达成独立以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枷锁，我们将热烈支持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1936 年 7 月 l6 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斯诺（ Edgar Snow ）时，斯诺问毛泽东中国人民是否要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毛泽东如此回答。《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8)，第 88 ～ 89 页。中文版这段话一度失踪过

一年多以前，就有温州消费者发现三鹿的问题；事件曝出以后，各种现象和分析说明，添毒的很可能不止三鹿一家，而是一种长期性的行业潜规则。

这事的结果可以预知：无良奶农抓一群、三鹿的责任人员抓几个、公司高管意思意思、政府职能部门没事一般，最后很可能丧事变成了喜事，各级领导趁机弘扬“以人为本”精神、大树亲民形象，该落泪的落泪、该沉重的沉重、该发表重要讲话的发表重要讲话、该严肃指出的严肃指出......

无论如何，先此为据：

在5月12日四川地震之后，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李世辉当天夜晚在其博客上撰文指出，“地震预报专家欲哭无泪：今天的强震有人预报”，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跟贴，谴责...无视专家预警。

专家预报四川地震 密件送当局

李世辉在文章中表示，“听到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震，中国的地震科学家耿庆国欲哭无泪，心里在流血。”

耿庆国是中国地震局研究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审。

据李世辉披露，耿庆国曾于2006年根据旱震关系，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2008年4月26日和27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报中国地震局等，4月30日密件发出），而且，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
（据加拿大ＣＦＣ中文论坛消息，此博客已被...）

PS:
2005年5月，《报告文学》杂志社推出张庆洲的长篇调查《唐山警世录》，披露了唐山大地震前的预报内幕。地震专家耿庆国去年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唐山大地震前的那段经历，情绪依然非常激动。

据回忆，当年7月，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耿庆国说，“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